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对教育的注意不下于经济。教育对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败关系极大，而我国教育事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多年中遭受的损失也极大。历史 上的错误，在教育方面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消除，也决不比经济方面更容易些。而人们对教育事业问题的严重性估计得很不够。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应该说 是很严重的。见到这种情况不由得自己担心、着急。于是我对不少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形成了不少思想，发表了不少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看汉，提出有关教育工作的这种或那种 建议，并进行这种或那种试验。我对教育问题关心和思考的结果，是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写了大约有80万字的文章，出版了《我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文选》、《导师与研究 生的对话》第三本书。我想，如果一个人写了不算少的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出了几本这方 面的书，就可以把他称作教育学家的话，我也可以勉强接受这个“教育学家”的称号。

　　刘学文：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把推进素质教育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来认识，并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以预见，素质教 育的春天已经到来，对此，您有何感想?

　　于光远：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我正好在上海参加一个教育方面的学术研讨会 。在我离沪返京时，在机场机室看到当天报纸上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读后我是高兴的。它表明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废除应试教育的问 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若干可以指望收到实际效果的方针措施，作出了若干决定。这 些决定使我对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有了较大的信心。

　　教育改革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这个说法绝没丝毫夸张。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好中国 的教育问题，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一百年后，中华民族就有可能成为劣民族。这个危险是 现实地存在的。现在学校、家长、学生不得不为分数发愁，分数这种手段是培养不也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合格人才的。我认为发展教育事业目的就是提高人的素质，是关系到我们人本的 事情，而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要靠有较好素质的人来推进，因此，做好素质教育工作的意义， 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分。同时很容易明白，做好素质教育，需要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努力。 在读这个《决定》时，我有两个想法，一是在《决定》发布后，鼓励人们提出更具体的主张 ，并且迅速做好行动的准备，以便实施；二是党和政府还要准备发布更进一步的文件。这个 决定只能说是第一个文件。需要接着制定第二个、第三个文件，要像农村改革那样，一连发 几个“第一号文件”，仅仅有一个文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认为，要实现从“就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除了在行动中已经作出的决定外， 还要在教育思想上提高一个台阶。应试教育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教 育的实践，要变这种状况，有待全社会作出艰巨的努力。如果缺乏坚定的正确的教育思想， 得容易知难而退，使这个转变无法实现。

　　刘学文：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强大的原动力，这是已被人类历史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事实。 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创立者亚当·斯密在1766年就指出：“学习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 ”。一百年后，马克思也确认，教育使学生学会赚钱的本领。又一百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者舒尔茨更断言，教育是一项生产性投资，其结果可看作资本的一种形 式。而我国在那一切都被政治泛化了的年代，我们不愿意有这一认识。但在世纪之交，在知 识经济到来之际，教育是个大产业，是一个新的经济为，扩大内需就得在启动教育产业上动 脑筋，高等教育是实施教育产业化的一个突破口。那么您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教育产业化 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于光远：我认为，教育产业的产品与其他产业的产品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它的劳动是 凝结在人身上的，它生产的是高素质的人才。即使用办企业的方法办学校，也不能以赢利为 目的。我不反对，而且主张要持久地发展教育产业就要讲究投入产出，讲究成本和赢利，但 赢利不能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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