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总统特别工作组的报告，要求具有计算机技能的职位从１９８３年的２５％增加到了１９９３年的４７％。报告预测，到２０００年，６０％的职位都将要求具有计算机技能——其报酬也比不要求计算机技能的职位高出１０％～１５％。尽管这种预测并不可靠，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需要懂计算机的职位会越来越多。不过，计算机技能在所有需要学习的技能中应占什么地位呢？
　　听听中学教师汤姆·亨宁的看法。他具有工程硕士学位，曾帮助创建了硅谷一家制造电子导航设备的公司。他告诉我：“我认为现实世界更重要。我不是恐惧技术的人。我自己就会计算机编程。”亨宁的担心在于，计算机只调动两种感官，听觉和视觉，而视觉也只是平面两维的。“即使在计算机上做三维设计，也只是用两维空间代表而已。如果儿童整天玩游戏机，就不可能获得必要的技能。他必须首先用模板或泥自己动手做。”正如戴维·埃尔金教授所说：“衣阿华大学工程研究生院院长过去常说，最好的工程师都是农场长大的孩子，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机器是如何转动的。”很多老板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希望当今的高科技教育能给他们带来具有实用的、有商业价值的计算机技能的员工。
　　可是不少老板也和亨宁、埃尔金持同样看法。美孚石油公司高级顾问克里斯·梅斯林对我说：“用计算机的人思维能力日益蜕化。”他的工作组制作图表和地图——有些用计算机，有些则不用——于规划钻井位置。在诸如数据分析方面，计算机能节省大量的时间，有时能完成以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使人尽量地依赖计算机。但当地质学者们依靠计算机进行项目“评估”时，却常常错失信息，而且计算机出色的自动设计功能使得失误更加难以发现。这也是梅斯林为什么经常用铅笔和纸——他认为这些工具迫使人思考，更具有“交互性”。“用计算机不可能同时注意到细节和全貌。那是线性的，只是所谓的‘管窥’。计算机擅长的是反复计算。缺点是缺乏创造性。如果你想到一个新办法，而软件没有相应的功能，你就没辙了。”
　　惠普的一位发言人说，公司很少聘用只懂计算机的专家，而青睐具有团队精神、灵活、有创新意识的人。惠普非常重视动手能力。１９９２年以来，惠普为４５所学校投入２６０万美元，用泥、草籽、水、玻璃瓶、磁铁等真实材料，以传统方式培养学生的数学和科技能力。电影和电脑游戏动画设计公司的数位人士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在老用计算机的艺术家的作品中，“你看到的是呆板、单薄，缺乏变化和深度。传统的艺术训练使你注意到物体的运动，你能学会认识、感受和表达。儿童时期缺乏现实体验的人不可能出类拔萃”。
　　许多工作肯定要求具有基本的计算机知识，但家长和中小学老师不必为此惊慌。麻省理工学院一位计算机科学荣誉退休教授说，新生只需要“一个夏季”就能学会计算机。商界中似乎也是如此。全美最大的建筑公司执行副总裁最近给我举了很多例子，证明计算机无法替代他公司里创造性的工作。尽管建筑学教授们对计算机辅助设计的价值众说不一，但他认为总体还是提高了设计。不过他仍然认为“动手制作”十分重要——当今的公司要训练这一能力得靠其他方式（他的公司就是要求制作建筑模型）。虽然他对计算机持肯定态度，但他觉得公司两周的计算机培训就已经足够。事实上，当他聘用人时，计算机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看重的是坚强的性格，交流、写作和理解的能力，以及在建筑历史方面的造诣。

商家建的学校

　　作为计算机工业和商界的代言人，报界几乎每天都在宣扬希望为美国学童带来高科技。一些商业人士开始涉足教育，但如果商界对课程设置的影响太大，学校就可能成为公司的培训基地——而大部分费用仍由纳税人支付。十几年来，学者们和政府委员会一直在批评大学的职业化倾向——不满热门专业和仅为商贸服务的课程排挤传统的人文类课程。科技批评家尼尔·波斯特曼在其著作《教育末日》（１９９５）中写道，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学生“如何创造生活，而非如何谋生。”有的人认为计算机进中小学是商业化倾向的强化。“难道在幼儿园就要选定职业吗？人们接受训练是为了提高获取知识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而教育正越来越专业化。”斯坦福教育学教授拉里·库班写道，商界游说的教育改革几乎没有什么长期价值。相反，它们常受瞬息万变的劳工市场的左右；经济变化时，工人们却不知道如何适应新工作。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兴旺与衰落对教育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传统主义者为什么提倡开放的、人文的课程，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开发智慧，而不是以今日的眼光去推测明天的工作会是什么样。
　　高科技的拥护者争辩说，好的教学软件的确可以开发灵活的商业智慧。例如，学者们和专业人士对年轻的计算机爱好者表现出来的反应、悟性和能力十分惊讶。有的还特别提到计算机仿真，认为仿真技术在工程、制造、救灾以及经济活动和政治地理风险的追踪方面越来越重要。最好的仿真软件也许有价值，但一般的仿真软件的价值则令人怀疑。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谢里·特科尔研究青少年使用电脑２０多年。在其著作《屏幕上的生活：网络时代的个性》中，她描述了仿真游戏Sim Life给人的不安感受。她在一名１３岁的孩子蒂姆身边坐下后，发现蒂姆虽然不知道游戏内容，但仍旧玩得很好，她十分惊讶。
　　例如，蒂姆的海刺猬没了，我问他为什么。
　　蒂姆：“不知道。总之发生了什么事。”
　　特科尔：“知道如何弄清为什么会这样吗？”
　　蒂姆：“不知道。”
　　特科尔：“不知道你就不管吗？”
　　蒂姆：“不管。我才不让这些事来打扰我。反正没什么要紧的。”
　　这类故事使得一些教育者担心，孩子们只注意操控软件，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渐渐地他们的学习能力就会萎缩。仿真软件都是建立在隐蔽的假设上，这些假设就算站得住脚，也过于简化。“仿真体验不会激发问题，反而封压疑问。”特科尔担心这种软件会助长被动性，最终钝化人改造世界的意识。特科尔发现，人们的思维有停留在“界面”价值上的倾向。一名１０年级的女孩玩熟了一种城市规划游戏Sim City后对特科尔吹嘘说，她懂得了一条规律：“增加税收就会导致骚乱。”
　　商界也常常通过捐赠设备提供经济支持。尽管受欢迎，但可能助长高科技依赖。一旦学校的计算机系统安装完毕，公司就不再管了。而学校则背上沉重的长期义务：网络维修、软件升级和教师培训，总费用可能大大超出最初的软硬件投资总和。学校不得不去向别的公司乞讨配件，或明里暗里在社区内化缘。去年，在几家高科技公司的帮助下，加州的一所小学７、８年级的学生花了１８个月制作了一个初级的虚拟现实程序。但公司的帮助到此就中止了——由此造成的经济负担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兰德公司在一份给克林顿政府的报告中提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另一条捷径是：用廉价的低档软硬件，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回收得到。这种节俭的方法能为小学带来真正的好处，尤其是一些基本的字处理软件对孩子学软件很有好处。但学校和我们一样，无法拒绝最新的玩具。“很多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买高性能的新设备，但有时只是用来打字。家长、学校董事会和记者就愿意看宣传过火的高水平玩意儿。”

因特网孤独

　　到一所高科技学校，多半会被领到一间教室，学生们正在与数千公里外的人交流——通过因特网或有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双向实时传播电视）。视频会议虽有意思，但用于活跃教室气氛太昂贵了。但正确运用因特网可以使学习活动十分有意思——不过仍然只是对高年级学生而言，例如，各州的几所学校跟踪候鸟迁徙，并把他们的发现公布在网上。在旧金山，８年级经济学课的学生向中、日商人发电子邮件，完成了关于如何在海外建厂的作业。学校经常用网络发表学生作文。虽然无数自行发表的文章已经把因特网变成了全球性的媒体垃圾场，但年轻的作者在网上有了第一批真正的读者。
　　因特网信息的自由也意味着学生们有时会遇上乱七八糟甚至是危险的东西。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网络之美在于不受控制。那是人人的信息，也是为人人的信息。有种族歧视的、偏执的、怨恨的言论，妄想狂和炸弹配方；有各种犯罪方法，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有诡计和诈骗。什么都有。”高年级学生也许有足够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但即使很有理智的人也会受到误导。不管什么题目，网络都能提供泛滥成灾的所谓“研究”。但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或者只是泛泛而论。这使得传统人士更注重经过修订的、有恒久价值的印刷书。但在很多学校，图书馆藏书很有限。
　　伊赛尔·戴森说：“网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垃圾。但你要是能找到一篇好文章，就可以用无数次。如果有一天发现一个有用的网址，第二天可能就没有了，或者内容全变了。老师就要来判断网上的发现是否有价值。学生们没有时间和能力判断，”尤其是学生们依赖吹得过火的搜索引擎。虽然这些工具能在几秒之内找出成千上万条信息源，但学生们可能意识不到搜索引擎和网络本身也总是错失重要信息。
　　去年，耶鲁大学计算机教授撰文评论说：“网上冲浪不是少了，而是太多。难道我们不能先教会他们已有的东西，而不是把他们淹没在巨量的信息中吗？”拉里·库班对我说：“教育的内容不是信息，而是启发儿童思考信息。教育的内容是理解、知识和智慧。”
　　青少年日益迷恋网络和计算机也许有碍克林顿实现其另一个教育的优先目标：提高美国儿童的阅读能力。心理学副教授谢里·丁曼是计算机应用的乐天派，但他也认为，如果儿童在具备扎实的阅读能力之前就开始用计算机，也许会失去拓展其想象力的机会。丁曼不久前告诉我：“如果我们认为让儿童坐到计算机前能弥补他们缺少阅读的问题，那是在自欺欺人。”老师和父母也不可以用光盘上的书籍来替代，丁曼认为这是“时间的巨大浪费”，光盘书籍给儿童头脑灌输“成品”意象，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创造。一名中学英语老师说：“计算机是烂牙的棒棒糖。儿童们喜欢，不过一旦上瘾……读书就变得很枯燥。书籍没有声音，他们要靠自己的头脑完成一切想象。”
　　计算机倡导者们喜欢指出，因特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挑战——尤其是学生用电子邮件或“新闻组”讨论的公告板与成名专家交流，但这种专家不是随时遇得上的。即便他们在网上，在线“交谈”各方都是独自一人，和面对面的谈话相比，对话缺乏条理和生动性。事实上，学生被分组进行计算机倡导者们提倡的“合作式”学习时，每次往往只有一个学生能坐在键盘前（孩子们上机时都喜欢独占鼠标和键盘，往往导致争吵和沮丧，而非合作）。这些局限又引发了儿童发展研究人员的另一担心——计算机导致社会孤独。

一件迷人的工具而已

　　人们很容易把对计算机的抵制看作是历史故事的又一篇章：人性对变革的自然抵触。但这么说并不公平。这不是未来与过去、新奇与怀旧之争，这是关于什么更重要的基本认识的转变问题——淡化真实物理世界而注重不真实的“虚拟世界”。这是关于教儿童两维的屏幕世界比真实的物体或与朋友、父母和老师促膝谈心更重要的问题。同时这一过程还会限制儿童想象力的发展。
　　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之一、“世界上向学校捐赠计算机最多的人”斯蒂文·乔布斯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教育的失误无法用技术弥补。”去年他对《联网》杂志说：“再多的技术也不起作用……把知识都刻到光盘上不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给每个学校一个网址——这些学校都很不错。错的是这让我们以为我们正在解决教育的难题。”这让人想起斯托尔在《硅谷的谎言》中对过去电视所作的诺言的评价：“芝麻街”（流行于美国的一种寓教于乐的儿童电视节目——译注）……流行了２０年。的确，教育全民化的思想在７０年代就得到大力推崇，今天的因特网也是如此。那么今天进入大学中具有创造性的优秀学生比例大幅增加了吗？儿童是否一定得学会怎样看电视？我们是否故意让他们期望学习是一个色彩斑斓、趣味盎然的过程？热衷于计算机的人坚持说计算机的“交互性”和多媒体使之远比电视优越。但是，斯托尔写道，我觉得“芝麻街” 的目标和儿童计算机教育的目标是一样的。两者都很流行、昂贵、并鼓励儿童安静地坐着。两者都有动画卡通、华丽的数字、怪异、声音嘈杂……两者都让人以为只要看着屏幕，不用动手、不用训练，你就能获得信息。
　　禁止计算机进教室并非解决问题之道，但阻止联邦把钱花在这场迅速过热的运动上倒是可行的。事实上，学校如能控制科技捐赠和他们自己的欲望，不要像顾客那样狂热追求和购买新玩意儿，多数会发现他们的电子设备已经绰绰有余了。这样，克林顿想投入到科技上的数十亿美元就可以省出来，用于已经荒废的基础能力训练：扎实的阅读、思维、听说能力；组织创造性的野外实践和其他丰富的体验活动；当然，还要加强知识分子的核心力量，激励教师。这些想法远不如计算机那样迷人，但其价值经历了历史的长期考验。 
　　去年秋天，麻省曼斯菲尔德的学校主管为了买电脑取消了艺术、音乐和体育课时，波士顿大学空间物理中心一名电气工程师到麻省教育董事会抗议：“正如一名教师所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会木工活，而不是使锤子。’我们要传道授业，工具不断翻新。只教我的孩子使用工具会使他们的知识限于这些工具，也就限制了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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