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现实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拉里·库班在其著作中说，一轮又一轮的新科技让人失望，这似乎成了一种模式。先是远大的前景，并有科技的支持，然而教师从未真正欢迎过新技术手段，并且新玩意儿也没有给教学带来多大的改进。对此，科技倡导者常常抨击说：问题在于钱、教师的抵制以及僵化的学校官僚。如果迟迟没有进展，技术便成了替罪羊。不久学校又开始热衷于新一轮的技术。
当今的科技倡导者们说，我们已经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与过去的技术比起来，当今的计算机要先进多了。

究竟好在哪里？

　　倡导电脑化教学的人拿出大量研究结果证明使用计算机能提高教学。尽管这些研究偶尔也遭人非议，但这一次，相当一部分教师似乎都倾向计算机。在去年的一次调查中，美国教师认为计算机能力和信息科技的重要性高于：欧洲史、生物、化学和物理；应付诸如毒品和家庭危机等社会问题的能力；学习实用职业技能；阅读如斯坦贝克或海明威等现代作家作品以及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人的经典作品。
　　为此，新泽西州削减了部分学区的经费，在教师用计算机上投入了1000万美元。在加州尤宁城，一个学区给１１所学校购置新设备就花去2700万美元。洛杉矶的一所小学为了雇一名科技辅导员而停掉了音乐课。在麻省的曼斯菲尔德，管理层放弃了招聘音、体、美教师而把３３万美元用于购置计算机。在弗吉尼亚的一所学校，艺术教室改成了计算机实验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近有好几个实验初步表明，音乐和艺术有助于儿童大脑发育，促进其在语言、数学、科学以及工程方面的能力——总之，比计算机的效果好得多。）
　　由于全国上下用于科技设备的开支日益增加，课本的购买量却停滞不前了。传统的金工课程教孩子们制作木器和金属器具，现已几乎完全被新的“科技教育课程”替代。在旧金山，只有一所公立学校仍开完整的金工课。学校的职业教育教研室主任说：“我们的孩子连改锥和锤子都不分，他们未来如何能够选择职业？管理者总以为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大学，当医生或做律师，但这不可能。我就知道有的人读完大学还不得不到技术学校学习，为的是找到一份工作。”
　　克林顿政府的科技特别工作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建议缩减金工课和野外实践，以便增加计算机课。
　　心理学教授阿兰·勒斯哥德称，计算机是个“放大器”，因为它既鼓励有启发意义的学习实践，也使学习变成了无需思维的活动。真正的危险是这种缺乏思维的活动最终会主宰学习，使未来的人们大都变得像哑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科学社会学教授长期观察儿童使用计算机的情况，他说：“使用计算机不当的可能性远大于正确使用的可能性。这使得我们这些计算机乐观主义者不得不保持沉默。”

９０年代的教学新手段

　　克林顿电脑化教学的概念多少源于其特别工作组。工作组里有３６名成员是来自工业界、教育界和几个利益集团的巨头，他们引导政府推动计算机进入学校。工作组的一份题为《引导11-12年级学生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报告开头说，大量的研究表明，计算机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成绩。一份“元研究分析”（即分析他人研究的研究）报告称， 计算机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学生成绩，包括“语言、艺术、数学、社会学和科学”。另一份报告说发现学生写作的组织构思能力提高了。还有一份说学生的数学能力成倍提高。好几所学校称，学生出勤率大大提高。
　　可惜的是，这些研究大多不科学，不足以得出结论。而且，更多的研究缺乏对其他变量因素的控制，如教学方法的差异。后面这一点很关键，因为电脑化教学必然会迫使老师改变其风格——这一改变只在有些情况下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有些研究由工业界资助，因此公布的多为对之有利的结果。《哈佛教育杂志》前任编辑爱德华·米勒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研究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试图找出那些子虚乌有的好处。大多数有识之士认为，这些研究多数没有意义，漏洞百出，根本不能称之为研究。实际上是毫无价值。”排除那些漏洞百出的研究后，剩下的研究则“难以得出结论”——既看不出有何好处，也看不出有什么坏处。 
　　为什么如此言之凿凿的结论却是如此扑朔迷离呢？看看苹果电脑的电脑化教学技术——“明日教室”工程。８０年代初，苹果电脑敏锐地认识到，向学校捐赠电脑不仅有益于学生，也有利于公司的销售。几年前在硅谷曾发表过一次电脑化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有苹果电脑副总裁特里·克雷恩的一份答卷。他写道：“科技没有使学生孤独，而是鼓励他们走出了传统教室去和更多的人合作。他们还学会了探索，动态地、有创造性地组织信息，有效地表述复杂现象，独立地学习和创业，更加意识到自我的社会责任，并更为自信。” 
　　克雷恩避而不谈的是，经过１０年的努力和向１３所学校捐赠了价值2500多万美元的设备后，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学生成绩有多少提高。《硅谷的谎言：再看信息高速公路》（1995）一书的作者克利夫德·斯托尔，在回忆自己６０年代的学生生涯时对《时代》杂志的记者说：“我们喜欢电脑是因为我们不用动脑筋，老师喜欢电脑是因为他们不用上课，家长喜欢电脑是因为那表示他们孩子的学校有高科技。但我们什么都没学到。” 
　　斯托尔有些言过其实了——显然，学生的动机感增强了也应算是一种收获。不过，苹果电脑的功劳并没有克雷恩所说的那么大。最初，苹果电脑只是把计算机送进教室。其项目咨询师立刻发现，课堂教学方法也必须改变，应运用“项目目标学习法”。这种方法正越来越流行，它让学生通过动手来学习，而老师只是指导或参与，不当说教者（老师们有时称之为 “做身边的向导，不做舞台的贤达”。这种方法在计算机进入教室前就在采用了。）。苹果的项目咨询师大卫说：“学生的成绩与其说得益于电脑不如说是得益于教学法的改进。就算把电脑搬出教室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样的故事在各个学校都有，——包括两所贫民学校——南加州的明鉴小学和新泽西州的哥伦布中学，它们是克林顿政府表彰的电脑化教学的榜样。事实上，哥伦布中学的学生成绩上升是在电脑进入教室之前，而不是之后，其原因是延长了学习时间、换了新教材、增加课外活动以及更加注重学生的课题和合作精神。

人造的经验

　　去年，为了看看电脑究竟能为孩子们带来什么，一名企业家给旧金山一所学校捐赠了２０台昂贵的Power Macintosh。“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位三年级的老师说。她提到一名男孩，因学习障碍而开始憎恨学校，而有了电脑后，他的态度全变了。她是电脑的坚定支持者：“只要有了电脑，孩子们就会做得更多、更好。由于是在屏幕上做，他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屏幕似乎有魔力。”
　　而她的一位同事对电脑却有不同感受。她教二、三、四年级的双语特教班（指在用英语教学的学校里对不能熟练使用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同时以其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由于这些孩子的学习障碍和英语水平限制，他们只能做一些数学训练。不过，孩子们还是非常激动地在屏幕上数飞机和卡车搬运的鸡蛋数。不久，大部分都开始用他们熟知的方式计数，有的用手指一个一个的数；另一个女孩则准备了一张纸，划一道横线表示一个鸡蛋。他们一数完就赶紧输进去，以为会像游戏机那样出现什么有趣的东西。老师则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不是回答数学问题，而是排除电脑的小故障。她指着一个数手指的小女孩对我说：“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有实际意义。你看，他们还是需要实物计数。” 
　　下课后孩子们仍然兴奋不已。老师说:“上阅读课他们可不这样。通常他们都很疲乏,因为我和他们一起读，并让他们交谈和写作。可这一切在计算机上做得到吗？不可能，因为他们总在找键盘。”那么她干吗带学生上计算机实验课呢?“只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计算机。如果每个人都在学，我想他们也应该学。”
　　某些使用计算机教学的小学课程尽管避开了这一缺陷，但各课程的结果也是好坏参半。以写作为例，根据资料和我个人观察，计算机的确鼓励练习——用键盘更改比用橡皮擦容易多了，而且笔迹整洁。勤奋的学生利用这些便利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但懒惰的学生则常常利用电子手段美饰其文章（他们利用WORD的剪接和粘贴功能，不动脑筋，天下文章一大抄）。阅读练习的结果尤为糟糕。调查表明，一种广泛应用于１０万多所学校的阅读程序Reader Rabbit使学生的创造力下降了一半（４９名学生使用这一程序７个月后，变得不会回答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并在开拓思维的活动中流利程度和创造力明显下降。）
　　在理工科方面如何呢？这些学科似乎非常适于电脑化教学。Logo编程语言广泛应用于中学，为大幅度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带来了希望。其修成正果的出品人塞默·潘佩特认为，当学生在计算机上制作东西如几何图形时，他们就学会了计算机处理信息那样的“程式思维”。然而，根据数据调查，Ｌｏｇｏ没有实现人们的期望。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施瓦茨告诉我，只有少数新应用软件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能大幅度提高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思维，因为这些软件给了他们新工具去“创造并探索科学猜想”。不过，他说“99%的教学软件十分糟糕”。
　　即使在成功的故事中也不时有重大教训。最好的教学软件往往是复杂的——适用于高年级学生和水平高的老师。有的学校设备丰富，捐赠多，师资力量强，一般的学校是可望不可即的。而计算机运转正常时，诱人的画面分散学生注意力，使学生和老师难以在课堂上协调一致。

“超文本思维”

　　计算机倡导者们不断暗示,儿童若不尽早学计算机就会落后。全国上下的学校都在吹捧计算机令人激动的功能:五六岁的儿童可以在上面画画、打字、做各种初级科学模拟实验,以及其他的所谓“教学游戏”
　　学校的狂热并未得到所有儿童专家的支持。怀疑论者最关注的是幼儿——幼儿园到三年级的孩子。这一阶段的儿童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主要有两点忧虑。首先，他们认为孩子在了解计算机之前，应该在情感、智力和知觉发展方面有广泛的基础。其次，他们认为关于人和现实物理世界有更多的知识要学。儿童的认知基础在其缺乏时更见其重要性。简·希利在其《危险中的大脑》一书中写道：英语老师能很容易判断出哪些学生的作文出自计算机。“文章的衔接性不强。他们孤立地写一个一个的事件，但没有意识到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打印的作业很漂亮，掩盖了其逻辑缺陷。“只有学生不能自圆其说或要求他做一件有原创性的事情时，这一缺陷才会显现出来。而通常的一些活动，如决定如何钉两块板子、组织游戏等，可以提高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力。”
　　一些人认为电脑游戏能丰富儿童的想象力。高科技儿童“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华盛顿大学学习研究中心主任威廉姆·韦恩在谈到电脑游戏的好处时说，“它们创造出一种超文本思维模式，跳跃性强，似乎他们的认知模式是多头平行的，而不是呈线性排列。”希利持相反意见。她和其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计算机屏幕把信息平面化了，成为单一的线性数据。这种材料只能训练负责线性思维的左脑。而右脑被暂时闲置——而正是右脑具有同时处理多个信息的能力，决定我们对事物各个层面的认识，是我们创造性分析能力的基础。
　　意见各种各样，部分是因为对大脑的了解有限，而计算机又是新生事物，对大脑的影响尚是个谜。斯托尔在其《硅谷的谎言》中说：“没人知道儿童的大脑活动机制，但不论何人，脱离社会交往就会变得古怪……计算机不可能教给任何人独自在松林中行走的感受。感觉是不可能被替代的。”
　　第二个忧虑：尽管可以限制用计算机的时间，但对计算机的狂热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儿童研究中心的首席教师芭芭拉·斯卡尔斯说：“儿童对电脑过于着迷可能混淆仿真和现实的东西。”
　　观点冲突如此激烈，而根据又都不充分，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该怎么办？希利在《危险中的大脑》里写道：“一个谨慎的社会在规划儿童的未来时总是以＇稳步进步＇来控制其失误。”未经证实的科技……可能有着生动的前景，但对于可塑性很强的年轻大脑的发育可能有害。大脑皮层是个减震性能极佳的机制，可以承受相当量的误导。但缺乏适当体力、智力和情感培养的儿童若受到的误导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对其负责推理的神经基质产生危害。儿童及其大脑有自身的需要。在发育过程中，错失的机会可能再难碰上。
　　问题是科技界的领袖们在推荐的同时很少提出这样那样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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