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曰：福之祸所依，祸之福所栖。大千事物，变化万端，互相制约，互相依存。所以，当任何事物复杂到一定程度时，早已 不能用对和错来区分，必须“一分为二”地辨证看待。然而，“一分为二”在何处分？“中庸之道”的“中”在哪里？“适度”的“度”又如何把握呢？正是这一千古难题，才使人们往往矫枉过正、顾此失彼，绕一个大圈子又回到起点。尽管这是人类社会“螺旋式”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们应该借鉴历史，穿越时空，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思考，尤其要从相反的角度进行思考，才会尽量缩短在茫然中摸索的时间和路程。

    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处于一个极为深刻的转型与变革的时代，一个几乎一切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都在面临挑战和发生变革的时代。许多的“崭新”的教学法和新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各种教育思想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改革的措施、方法和改革实验也不断推出并全面展开。总之，教育战线一片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

    然而在繁荣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冷静地思考。这种思考是改革的基础和起点，这种冷静有利于更准确地确定改革的方向。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教育改革提出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个企业逐渐走上了减员增效、自负盈亏的改革之路。于是人们的目光逐渐转移到“铁饭碗”的最后一块领地，即教育系统。从减轻国家经济投入的负担、激活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素质、精简人员出发，逐步推行了以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一定时期内，学校自主权的扩大、校办企业的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并使学校自主承担了大量教育经费的筹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校园建设，提高了教师的福利待遇。同时也极大地促动了广大教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人们开始注意到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突现了教育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尤其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后，从提高全民族素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出发，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86年颁布）。在义务教育法的贯彻与落实中，义务教育的全民性、公正性、政府性突现出来。素质教育也在同一时期提出。人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从受教育的机会均等逐渐提高到教育质量的均等；对教育权的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是受教育权，而是教育的选择权。社会对学校和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的同时，也想尽办法选择教学质量高、教学设施先进的学校就学。于是，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一系列措施，以达到“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的目的。一方面尽力新建一批小学、初中，扩大适龄儿童入学率，同时扩大高中、大学招生人数，另一方面取消尖子班、淡化重点学校、学生划分学区就近入学等，尽量缩小各校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差异。
随着教育改革的开始和推进，教育更加成为社会的热点。社会、家庭和新闻媒体对教育系统给予了空前的关注。一方面，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而且多为计划生育后的独生子女，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社会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所以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迫切，咬定升学不放松的想法和做法坚定不移。升学名额的限制、家长的殷切期望和学校生存发展的竞争，共同形成了以升学为最终目标的教育现状，因此“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逐渐突现。一时间，在全国的范围内对应试教育的弊端展开批判，减轻学生负担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任务和切入点。于是教育改革逐渐从体制改革深化至教学内容和考试科目上来。于是围绕减轻学生负担，采取了降低教材难度、减少考试次数，小学初中免除考试，高中实行会考，减少高考科目等一系列措施。同时，新建一批小学、中学，并尽力扩大招生人数，以缓解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且颁布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教育法规。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日益广泛，知识更新加快，知识经济初见端倪。面对未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在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教改的方向逐渐从知识的积累过度到追求能力的提高，并且重点突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牵头，全国20多个省市参加的“创新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大型教改实验课题全面启动。

    总之，教育改革的提出是多角度的，而且各种因素是有机交融的。每一项教改措施的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的，然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会产生新的问题，甚至是比原有问题更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基础教育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试图从中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来。

    首先，我们要辨证地处理全民素质的提高和培养高新人才的关系。这是一个关于教育目的的基本问题。强调教育要面向全体，但不必追求绝对平等，也不可能存在绝对平等。“一刀切”就会导致“大锅饭”，失去竞争就会停止发展，无视学生和学校发展的差异，就会限制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和迅速成长。把好的与差的完全混同，其结果往往不会是差的变好，而是好的变差。

    其次，我们也要正确看待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有知识是有能力的必要条件，知识是能力的有形载体，尽管有知识未必有能力，但没知识却一定不会有较高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在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应试教育培养的人往往“高分低能”，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高分低能者是高分群体的个别者，低分高能者是低分群体的个别者。能力是相通的，学习能力差的往往在各个方面同样会表现出能力的欠缺。同时我们还要把能力和技能区分开。一个优秀的学生在田间劳作方面的技能远不如辍学在家的孩子，但我们不能说前者的能力不如后者，否则我们应该再一次“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刻苦学习的中国学生当然不如天天玩游戏的外国孩子会玩。但是未必不是有的将玩物丧志，而穷人的孩早当家。基础教育是打基础阶段，积累必要的知识仍然应该是主要任务。

    第三，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和现实基础，辨证地看待我国的教育现状，减少地区间和国际间比较的盲目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直接表现是经济和科技的差距，而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的差距也主要由经济发展而造成。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却是潜在的、长期的，教育改革的效果要经过长时间才能显现，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的差距也不是现在的教育所形成。因此今天的经济发达并不能完全说明今天的教育是先进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系统，它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制约。但凡繁荣富足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总会崇尚人文、回归自然，似有“饱暖思淫逸”的不求进取之感。而同时总有相对落后的民族励精图治、秣马励兵，最后取而代之。这也是世界科学中心不断转移的必然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唐宋的的富足导致元朝的兴旺，清朝后期的闭锁自大和以文治国招来外国的入侵。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发展科技，于是形成“学好数理化，走变全天下”的局面。然而，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也是一次失败的教育改革。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工农业劳动者。在批评封建儒学崇尚人文、忽视技术，造成近代工业落后的同时，过分强调技能而忽视知识，所以有了知识无用论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恢复高考以来，教育文化系统的秩序得以恢复，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了大批的优秀人才。现在，尽管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安定团结，但我们应该不忘国耻，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现在，发达国家对我国基础教育取得的成果充分认可并高度重视，我们自己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老跟着别人的屁股转来转去。

    总之，现在中国教改需要冷静思考的地方很多很多。从80年代起，教育改革也以开展了20来年，现在仍然处在实验阶段，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确定的、长远的措施。已经远离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倒象是“盲人摸象”一般。与其说教育思想百家争鸣，倒不如说思路混乱、难以统一。不足和错误的想法和做法不能及时纠正，而以更新的想法和做法取而代之，不仅使人对新的改革缺乏信心，更使一线教师无所是从，不是他们的教育观念转变得太慢，而是教育观念本身转变得太快。窃以为，当今教改当务之急是要收缩政策、统一思想。在一线的领导和老师，更应该头脑清醒，扎扎实实地搞好教育教学，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黄冈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高起点、高难度、大容量的教学和严格的管理，仍然是造就英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世界就是这样：永远不存在不努力的成功；永远不存在犯了错误而不付出代价。只不过成功和付出代价来临的时间有长有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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